今年经济增速“前高后低”

问：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如何？这对下半年调控有什么影响？

夏斌：今年中国的GDP增长一季度为11.7%，二季度10.3%，增速明显减缓。同时国内多数机构预测，三、四季度的增速还将逐季回落，四季度可能回落至9%以下。其他一些经济指标也在掉头下行，特别是一些经济领先指标。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趋势，既受去年增长基数的影响，也是今年宏观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

前一段时间，国内外多数机构的预测是，全年的经济增长仍能保持在9%—10%的区间。消费价格指数（CPI）的上涨将在三季度见顶，全年上涨介于3.1%—3.4%之间，不会出现失控状况。

应该说，目前这种趋势既是市场早已预料到的，也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果，体现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意图。从趋势看，明年经济增长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甚于今年。但从总体看，今年经济大幅变动的可能性很小，相对而言，仍会给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机遇。

下半年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上半年调控方向不动摇，坚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连续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在确保社会能承受的经济增速前提下，进一步把握好调控节奏、力度，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换言之，调控的方向要坚持，调控的方式要灵活。

坚守今年新增信贷目标

问：金融领域的调控情况如何？

夏斌：基于去年新增贷款高达9.5万亿元，增速约31%的异常状况，今年初央行提出全年贷款控制在7.5万亿元，增速为18.8%。此增速并不慢，货币政策仍是适度宽松。因为在2004年—2008年5年中，GDP呈两位数增长，贷款平均增速才13.8%。今年GDP若为9%左右，贷款增速却比前5年平均仍高出5个百分点。

下半年仍应坚守年初提出的7.5万亿元新增信贷目标。需要注意的新现象是，在严格控制贷款后，最近急速发展的“银信合作”融资动态。截至5月底，“银信合作”规模已达2万亿元，对此应加以监管。在30年改革开放历史中，这方面教训太深刻。几次宏观失控、经济过热，往往都是控制了银行贷款，却疏忽了非银行贷款形成的市场融资。

针对已连续7个月的负利率状况，应给出正利率的信号。但为防止在经济增速下滑时一次性加息给市场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不如乘势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存款利率适度上浮。

最近启动的恢复弹性汇率调整，海内外反应较好。下半年应按有关部署，在做好相应过渡性安排后，按照官方对外说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向予以实施，进一步增加汇率的弹性。这既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逐步推进，也可从总体上减轻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压力。

整顿治理地方融资平台

问：后危机时代如何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

夏斌：中国经济在去年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地方融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初步统计，省、地、县各级地方政府约8000家融资平台，约有7.7万亿元银行贷款，相当部分由各级地方人大、政府做了“不合法”的担保，现正在清理中。在此过程中，应当要求各级政府重新落实、追加担保。不能追加的，银行要停止继续贷款。

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整顿，切忌简单化。一定要做好实地调研，寻找到尽可能减少引起经济震荡的办法，分类处置，精细操作。要看到中国政府手中有不同于危机中其他国家政府的经济实力。可以考虑，在要求各地政府想方设法追加有效担保的同时，调整政策，引导他们通过资产置换、债转股、股权转让以及变卖政府在其他金融机构控股的股权等各种方式，妥善处置好担保、还本、付息工作。在做到控制新开工项目的同时，对已开工的项目，尽可能不让其资金链中断。同时，对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市场规范操作，在向社会公布独立、健全的财务信息基础上，鼓励发行市政项目债券，筹集建设资金。

为民间投资拓宽出路

问：如何发掘民间资本与国资在调控中的潜力？

夏斌：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是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如何在采取上述短期政策的同时，抓紧启动相关长期性制度改革，至关重要。特别对有些已有把握出台的制度，抓紧落实，这对解决短期问题同样重要。

这些制度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服务行业税率的税制改革；涉及结构调整中城镇化建设这一重要“抓手”的有关制度改革，其中包括进城农民工的户籍、教育、医疗，以及中小城市服务行业投资门槛的降低等。这里要特别强调两点：

一是国务院应该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对照新公布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有关政策，抓紧制定落实细则，并予以社会监督。尽快让民间富裕的资金寻找到投资出路，既能减轻炒房资金的压力，又可减轻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压力，同时也可起到替代今年可能因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而形成的投资缺口的作用。

二是应通过盘活、撬动国有资本存量，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此可采取以下两条措施：适当提高和扩大中央、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分红的比例和范围；在研究好中国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战略控股原则的基础上，除仍需保持绝对和相对控股比例的股份外，其余股份可有部署地在市场上标售、套现，集中用于加快社保体系建设，济穷人、扩消费、促增长、稳社会。

这不仅可以减缓近期部分产能的相对过剩、帮助民间富裕资金找到投资出路，而且有利于中国在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形成国内自身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中国经济尽快地度过当前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痛苦期。